2014年，一篇题为《从某重点高校论文评级看意识形态之争》的网文和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发表在《环球时报》的题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的文章，重新勾起了人们对长期以来国内高校等教学科研单位存在的学术评价导向西化、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育西化等问题的议论。
这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可以从2014年国内某大学的一个学院的期刊排名略见一斑。据《从某重点高校论文评级看意识形态之争》的网文披露，这个学院规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最低可以奖励15万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最低可以奖励6万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最低可以奖励2万元。这300余本刊物几乎囊括了经济管理类的所有英文刊物，成为该学院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而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发表一篇文章只奖励300元。这种不顾常理，严重的“重国外轻国内”的学术导向的做法，在国内绝非个案。
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一文中介绍，在“国际化”有关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认定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他说，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另外，不少高校为了体现所谓“国际化”，在职称晋升中硬性要求申报者必须满足“在国外取得硕士或以上学位”或者“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等条件。这类政策的实行将极大冲击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使大家不能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很少，能够接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类访问学者的地方更少，为了得到访问学者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向国外的相关学科靠拢，导致“不务正业”，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实力。这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生的培养问题，部分博士生在选题时不得不考虑今后的职业和职称发展需要，更倾向于选择与西方学术话语相同或相近的题目作研究。这对马克思主义学科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其直接后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学科进一步被边缘化。
众所周知，学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向是科研教学人员的指挥棒，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科研领域和科研方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在选任干部和职称评审上一味注重有无海外留学背景，一味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或者有意贬低和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成一种严重的错误导向，特别是意识形态强的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史学等学科，很多著述出现去意识形态化倾向，热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论的话语来分析中国问题。
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曾撰文批评过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然而近10年过去了，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黄宗智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我国高校的泛滥状况：“在‘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些问题关系到高校教学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关系到教学和科研“培养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需要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