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者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认为，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另外，还有一些论者甚至不同意使用“学术腐败”一词，实际也是认为学术腐败的程度并不严重。
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相当多的学者和我有着相同的看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说：“如今世道变了，学术界也不是原先人们想像中的学术界了。无论是在大学、科研机构还是出版界、期刊界，不如人意之处越来越多。娱乐界，固然问题多多，但那本来就是‘娱乐’人的。学术界现在也有向娱乐界转化的架势，也开始‘娱乐’人了。”
前一阵，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最后不得不因巨大的压力宣布辞职。再如俄罗斯、韩国等惩治起学术腐败来都毫不手软。我们经常会出现“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怪象，导致学术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的“板子”为什么不敢或不能“重重落下”？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两方面。
一是人们对学术腐败抱一种“见惯不怪”的容忍态度。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这意味着对学术腐败“见惯不怪”已近乎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已经觉得对其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也“不怪”了，甚至不以为耻了。“见惯不怪”还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表现是“集体学术腐败”（或者叫做“有组织的学术腐败”）。在高校，为了本校的课题、项目、获奖、人才计划，甚至为了评到院士，集体造假、集体“公关”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这里被颠覆的不只是正常的学术价值观，同时被颠覆的还包括正常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二是学术管理者（界）自己也参与腐败，甚至比学术研究者（界）更腐败，比如有的管理者大搞“权学交易”，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学术界“通吃”，即学术课题（项目）、学术评奖、学术荣誉、学术职务、学术利益“通吃”。学术管理界自身的情况如此，怎么可能下真力气去查处、整治学术腐败呢？记得某年，管理者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清查干部“假文凭”的运动，但由于清查者自己也有不少假文凭，清查活动最后便不了了之。
当下的学术腐败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管理体制出了问题。学术管理体制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目标“指标化”、学术评价“数量化”。
我们先看“计划学术”。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可学术似乎在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即越来越“计划化”。现在高校的“项目（课题）计划”、“人才计划”、“研究基地（平台）计划”、“工程计划”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全部由各级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下达。人们看待其重要性和意义的大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下达相关计划的行政级别。“审批学术”与“计划学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行政计划”自然有“行政审批”，便也自然有了向行政审批者和行政审批机关的“公关”、送礼、行贿的学术腐败行为。
“政绩学术”。不少高校和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之所以重视学术，并非他们真正热爱学术、要献身学术，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即为了自己的升迁。有高校负责人在教师大会上公开说，凡属上级评估指标体系中规定了的“学术”，我们就认定其为学术；凡属上级评估指标体系中没有规定的“学术”，哪怕你的研究课题再有意义、哪怕你做得再好，我们也不认定其为学术。与其说这是为了所谓“学术”、不如说是为了“政绩”。
学术研究目标“指标化”。学术管理机构热衷于下达各种各样的“学术指标”，热衷于制定各种各样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指标体系，使得学术研究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被迫围着他们转。学术评价“数量化”，则把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只重数量，不看质量。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研究”服从“学术管理”的需要，“学术管理”牵着“学术研究”的鼻子跑，“学术研究”围着“学术管理”转。其结果几乎是，“学术管理”越来越受重视，“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被忽视；“学术管理”越来越精细，“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粗放（粗制滥造、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等等）；“学术管理”越来越“科学”（某些评估、评价、评比打分的细则已经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人为”（如“人为”地设置为研究而研究的课题、研究过程中“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数据乃至造假等等）。如此下去，其结果可能是，“学术管理”上去了，“学术政绩”上去了，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了；学术风气牺牲了，学者异化了，学术本身也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