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素质教育自1995年至今已走过了19个春秋，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茁壮成长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少年。文化素质教育走过了理念上的不认同、制度上的障碍、实践上的困惑这样一条不平凡的路。现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已为大多数高校，特别为研究型大学所接受和实践，甚至创新。经常见诸报端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基本都以文化素质教育理念为指导。如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本科人才培养线路图，清华大学进行公共课程改革，南京大学推出“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新方案，中山大学成立博雅学院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文化素质教育“切中时弊、顺应潮流、涉及根本”。暨南大学作为一所侨校，肩负着为港澳台地区和华侨华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港澳台侨生的培养质量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
一、暨南大学的特色
暨南大学是1906年由清政府在南京创建。当时清政府为改革宪政派五大臣赴西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端方从欧洲归国途径爪哇岛时，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的列队欢迎。他不仅深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爱国情深，而且认识到举办华侨教育之不可缓。端方回国后奏请清廷开办专门招收和培养华侨子弟的学校。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月在奏折上朱批：“该部知道”。暨南大学建校伊始的使命就是“宏教泽而系侨情”，意指将中华文化远播至五洲四海，为华侨华人社会培养人才，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校名“暨南”二字源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从这句话的内涵可以看出“暨南”二字充分表达了暨南大学的历史使命和鲜明特色。
一百多年来，暨南大学始终秉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历史使命，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以培养港澳台侨生作为国家赋予的重要政治任务，虽三落三起，五次播迁，然弦歌不辍，特色不改。建校至今，暨南大学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37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著名侨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前泰国议会主席、副总理许敦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等均为暨南大学校友。暨南大学更是为香港、澳门、台湾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被誉为“全国最大的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暨南大学为香港培养4万多名各领域的人才，既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也有香港行政长官特别助理，更有各行各业的精英。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暨大校友中约有一百多人从事医生职业，还有部分从事相关职业；有400余名校友从事新闻媒体等方面的工作，香港各大媒体负责大陆报道的负责人基本是暨南大学毕业生。在澳门的近2万名暨大校友中，有的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主席，有的当选为议员，有的为澳门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第三届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27人中有7位、行政会议员10人中有5位是暨大的校董和校友；第三届行政长官选委会委员300人中有26位是暨大的校董和校友；澳门特区政府公务员中逾3,000位是暨大的校友。在澳门的卫生医疗系统中，74.8％的医生曾就读暨南大学。在台湾地区，原国际奥委会委员、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著名实业家王乃昌，原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台湾电影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袁丛美，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员”罗淑蕾，台湾地区会计师公会联合会、台北市与高雄市会计师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暨南大学校友。
近三年来，暨南大学每年录取的港澳台侨学生均超过教育部直属高校联合招生之和，在校港澳台侨学生数占全国高校同类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2013年在校港澳台侨生数量为11828人，来自港澳台及92个国家和地区。
“侨”既是暨南大学的使命，也是暨南大学的特色，更是暨南大学的优势。提高港澳台侨生的培养质量对于增进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港澳台侨生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港澳台侨生，身处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并产生文化上迷惘和无根的感觉。另外，港澳台侨生毕业后要在居住地直接面对国际化的竞争，直接面对不同教育背景学生的竞争。如何培养港澳台侨生既具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知识结构、融通的思维方式是暨南大学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暨南大学探索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点，以培养具有多元文化底蕴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为途径”的港澳台侨生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此模式于2007年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暨南大学的基本做法如下：
（一）将中华传统文化置于港澳台侨生培养过程的基础地位
甘阳先生曾在《大学之道与文化自觉》中指出：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美国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高度强调西方文化和西方经典，强调“经史传统”，强调学生在研读西方经典中形成共同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所以中华文化能否复兴，中国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生是否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关键在于学校对中华文化的重视程度。
中华文化对港澳台侨生和暨南大学有着更特别的意义。一是中华民族的生理特征及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注定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培养港澳台侨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二是让港澳台侨生了解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有利于他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鉴其它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三是增强港澳台侨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是暨南大学践行“声教讫于四海”历史使命的生动体现。
基于此，学校在港澳台侨生的培养过程中将中华文化置于基础性地位。中央1983年24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金沙娱场城app7979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明确规定，“两课”不作为港澳台侨生的必修课。所以暨南大学利用“两课”腾出的学分空间为港澳台侨生开设了若干有关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必修课。专门针对港澳台侨生开设的必修课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版）》、《中国社会发展导论》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2006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必修课的授课形式采取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大班授课和助教导修相结合，书本阅读与实践考察相结合。每门课程修读时间为一年。通过一年对这三门课程的修读，港澳台侨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明显增强，并对中华文化有一种主体性反思，能思考“我从哪里来？”“现在处于什么位置？”“要到哪里去？”这种文化自觉对于港澳台侨生，尤其对华人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华侨华人学生身居海外，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来增强民族认同感，需要一种文化自信来消除不被其他文化接纳的文化焦虑。同时，暨南大学还开设了大量专门针对港澳台侨生的选修课，如《中华文化专题》、《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珍贵文物借鉴》、《世界遗产》、《香港历史与文化》、《台湾研究》、《旅游、地理与文化》、《民俗与中国文化》等。
虽然学校已将中华传统文化置于港澳台侨生的基础地位，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后学校还将着重强调学生对中华文化经典著作的研读、讨论、思考和写作，减少概论性和导论性的课程。
（二）成立“四海书院”，创新港澳台侨生培养模式
港澳台侨生在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入学方式、求学目标、专业认知等方面与内地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港澳台侨生与内地学生接受相同模式的教育的话，两类学生的教育需求都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所以一直以来，暨南大学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港澳台侨生和内地学生实行分流教学。为进一步提高港澳台侨生的综合素质，2010年学校以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对港澳台侨生的培养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成立了以港澳台侨生为主体的“四海书院”，从培养体系、机构调整、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1.整合管理机构，形成管理合力
以“四海书院”改革港澳台侨生的培养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课程设置、教学、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涉及教务处、学生处等不同部门。只有将各部门的功能整合起来，赋予“四海书院”全盘开展各项工作的权力，才能在通识教育理念下全面提高港澳台侨生的综合素质。为此，学校在“四海书院”设立教学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导师工作办公室和综合管理办公室，使“四海书院”具有教务处、学生处等多项功能，以便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有更大实施改革的权力。同时成立院长办公会，定期研讨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不分专业，强调广博
为让港澳台侨生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良好的知识结构、高尚的审美情趣、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现代人的各种技能，“四海书院”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进入书院的所有学生不分专业，统一接受一年的通识教育。一年后学生重新进行专业确认，学生在进行专业确认的时候，既可以优先选择入学时所报读的专业，也可以申请其他专业。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生主要修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与政治修养、人类与自然及现代人相关必备技能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限选课，这些课程注重基础性、整合性、跨学科性。通过学习这些通识课程，为学生打下一个宽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四海书院”还开设了《中国史纲要》、《新闻学概论》、《管理学原理》、《法学导论》等介绍各专业基础知识的选修课程，让学生对有关学科有初步的了解，以便在一年后能正确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避免盲目性。
3.以“全程导师制”为学生进行“导学”、“导心”、“导向”
本科学生导师制是暨南大学现行学分制管理模式的配套机制，目的是指导学生根据自身学习能力及专业意向进行选课，引导学生熟悉教学和学生管理规定、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此制度在暨南大学已实施多年，成效显著。“四海书院”在暨南大学相对成熟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基础上实行“全程导师制”，增加本科生导师的数量、提高本科生导师的遴选标准、加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如四海书院为第一批617名学生配备了63名导师，平均不到10人就有一名导师陪同管理。导师制主要针对港澳台侨生的个性差异，加强对学生学习和思想的指导，促使学生的学习观念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自主选择，充分发展爱好和特长，培养其广泛的学习兴趣，积极参与社会调查和导师的科研课题。
（三）营造“融汇中外、多元多彩”的校园文化氛围
暨南大学现在有来自世界94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学生来源的广泛给暨南大学带来了多元的校园文化。暨南大学积极利用这一优势努力营造一个多元、高雅、具有浓郁学术氛围的校园文化环境，让港澳台侨生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和熏陶中既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又主动吸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髓；既有精深的专业发展，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在文化实践活动中达到文化自觉。
暨南大学“融汇中外、多元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主要以若干大型校园文化品牌为抓手。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是暨南大学重要历史使命，而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华侨华人学生。学校不仅在第一课堂上将中华文化置于基础性地位，在第二课堂上也注重中华文化对港澳台侨生的濡染。学校集中展示中华文化永恒魅力的校园活动就是中华文化节。中华文化节以文化展览为序曲，以文化展位为主线，以中华美食为点缀，以学术讲座为深入，多层次、立体化地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诠释。每次中华文化节设一个主题，所有活动围绕此主题展开。在文化节上，有对四大发明、中药、珠算等古代科技成就内涵的形象展示，有对春节、端午节、重阳节、七夕、中秋等节日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围棋、扯铃、皮影戏、茶道等传统技艺的现场教学，有书法、剪纸、扎中国结、制作风筝等民俗活动的亲身体验。大红对联、红鞭炮、“打年兽”、“聚宝盆”、“精武门”、“宝芝林”等具体的文化意象令许多港澳台侨生和外国留学生留恋其中。通过具有特定象征意义文化符号的视觉冲击和极具中华文化内涵的活动体验，港澳台侨生对中华文化有深刻的认识。
来源广泛的学生必然带来多元的文化元素。在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交流、沟通中，学生能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并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形成博大宽广的国际视野。学生人数多的还会举办各类文化节以推介本地区或本民族的文化，吸引其他学生了解和参与，如“国际土风舞大赛”、“香港文化节”、“澳门文化节”、“马来西亚文化节”、“泰国宋干泼水节”、“印尼文化节”等。随着暨南大学印度学生的增加，他们把板球带到了暨大校园，吸引了其他学生的参与。为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集中展现出来，学校每年都举办“国际文化聚暨南”大型活动，让学生将本地区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展现出来。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并存，各种民族风情异彩纷呈，汇成了国际性的大家庭。
多元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以一种浅显、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异域的风情，是学生了解其它文化最直接的方法。但要真正理解其它文化的特质、精髓、价值观、信仰、行为模式等深层次的东西和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必须从认知层面加以提升。“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就是这样一方传承中华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提高对人类与自然的认识，开阔知识视野，改善思维方式的平台。“讲堂”自开设以来，邀请了杨叔子、欧阳自远、王蒙、李敖、余光中、秦晖、陈丹青、王岳川、毛佩琦、郑永年、余华、资中筠、孙立平等知名学者开讲，讲座内容侧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等，现已举办300余场，参与讲座人数超过25万，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和好评。
（四）加强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港澳台侨生的自我体认
提升港澳台侨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不仅要“读万卷书”，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的知识和研读中华文化的典籍，还要“行万里路”，亲身感受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将知识内化为自觉意识，以增强港澳台侨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为此，暨南大学每年组织约20个文化考察团，精心选拔近千名优秀的港澳台侨学生参加中国文化之旅活动。重点选择历史文化价值高、文化内涵丰富的地点。出发前，学生根据考察的主题自主决定寻访的路线和寻访的内容，并制定详细的寻访行程表，学校就需考察的主题邀请相关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以增加学生对寻访地的认知。文化考察结束后，团队需撰写调研报告，个人需撰写心得和感受。这种以调研的方式进行的文化之旅活动，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自我体认，大大提高了实效。
志愿者精神是国际间普遍认可的精神，其内容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者可以不分国别、职业和贫富差距平等地在一起工作，通过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消除彼此间的隔膜与疏离感。暨南大学港澳台侨生和外国留学生具有很强的志愿者精神，他们来暨南大学前都经常参加义工活动。学校有多支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其中WarmTouch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最为突出，具有近20年历史，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因而被誉为“国际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该服务队先后在广州孤儿院、广州福利院、聋哑学校、至灵学校、广州东圃敬老院等地建立了助残基地，并二十年如一日地为失去亲情的老人、儿童送去亲人般的温暖和爱心。多次获得团中央、教育部授予的“全国百个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称号。
港澳台侨生还在志愿者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投入到赴西部支边支教的活动中。2006年缅甸籍华人学生高天龙到广西田阳县五村小学支教，成为我国西部志愿者服务计划实施以来的第一个外籍志愿者。高天龙在支教期间努力改善教学条件，为解决学校的喝水问题，自发返回缅甸募集85万元缅币建了一口水井。香港籍学生黄乾宇携其同是香港籍的女友放弃优越的工作来广西自治区省级贫困县——田阳县进行志愿者服务。因其在志愿者服务期间的突出表现被共青团中央授予第六届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获第八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提名。现今港澳台侨生参加支教支边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港澳台侨生在身体力行中深入了解中国的社情民意，也培养了学生悲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以上是暨南大学港澳台侨生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实践和探索。下面想谈谈有关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思考。
三、思考
虽然近年来文化素质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亮点频出。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各高校发展不均衡，有些高校推进得很深入，从培养方案的改革、管理机构的整合、课程体系的重置、核心课程的建设与评估甚至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而有些高校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出现了理念上迷惘、实践上举步维艰的现象。要切实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实践超越争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各高校积极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同时，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也慢慢进入大家的视野。由于理念的相似和来源的不同，导致国内高校对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认识产生分歧，甚至形成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派别。明确两者的异同对于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撰文分析两者的异同，杨叔子院士、王义遒教授、张岂之教授、曹莉教授都写过相关的文章。两者虽然概念不同、来源不同，但理念和目标是一致。两者都主张如何在专业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只不过通识教育更注重正式课程体系和课堂教学，而文化素质教育强调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及社会实践三者的结合。其实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文化素质教育如果没有通识教育课程作为支撑，就会流于形式甚至仅仅是一句口号，而通识教育也应把文化素质教育所主张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作为补充，使所学的知识得到内化。事实上，我国不少高校的改革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如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和五个书院就是为了在课程和学生管理两个方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以应搁置对二者谁优谁劣的争议，关键是要把二者的优点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
（二）整合文化素质教育相关机构
由于我国高校长期实行“专才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论是教育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还是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都与之相适应。而文化素质教育与专才教育有很大不同。以课程为例，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专业课程都由专业学院提供，是为“自己专业”的学生上课，老师有归属感和成就感；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由各专业学院的老师为全校学生上课，老师就不会那么重视，课程质量也打大折扣。另外，如果涉及到一些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就更难协调。
从这个意义上讲，整合甚至重构现有的管理机构是文化素质教育深入开展的制度性保障。目前在我国高校中，成立实体的、与院系平行的文化素质教育管理机构的不多，据调查仅有13%的高校成立类似的实体机构，其他高校要不挂靠在教务处，要不挂靠在学生处或团委。文化素质教育管理机构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
（三）注重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从第二课堂开始，从举办人文讲座开始，并开展得顺利而有活力。而在课程设置方面就显得比较薄弱，甚至游离在主要课程体系之外，成为本科生课程的散兵游勇。但如果文化素质教育要真正深入，实现它应有的目标，必须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建设：一是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置于基础性地位；二是动员专业学院积极开设有质量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三是成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审查委员会，对相关课程的开设进行严格评估和审查。
（四）注重第二课堂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内涵
文化素质教育强调超越专业的限制，培养学生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做人与做事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置于大社会背景下进行反思的能力。所以校园文化不应该只是形式热热闹闹，内容苍白无物，热闹过后留给学生反思、触及心灵的东西甚少。校园文化应该在内容上下功夫，注重活动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内涵，让学生真正在活动和实践中成长。
（五）加大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比重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注重人文与自然的融合。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只有真正了解自身的文化，才能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才会有文化自觉和自信，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西方的通识教育也非常注重西方文化的学习，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中西方文化的课程约占通识课程学分比重的1/3。我国很多高校也逐步认识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华中科技大学实行“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清华大学开展“人文知识竞赛”（此活动现已覆盖了华北地区五省市）、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实施的传统诗歌教育等。但是学校应该加大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中的比例，通过课程的主渠道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也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条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