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香港爆发“占中”以来，国内外围绕“占中”爆发的原因、“占中”活动的性质和实质等问题出现激烈争论。
一些人将“占中”说成是反抗“专政”、争取“民主”的“公民抗命”运动。有人把“占中”的责任推到所谓中央政府这两年“收紧”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说香港的不稳主要来自内地的施政，“内地言路越是紧缩，管控越是严厉，港人的担忧就越是强烈”。有人声称“英国的殖民统治给香港带来了法治，但是内地的法治在倒退，这让珍惜法治环境的香港人对自己的未来捏一把汗，因此他们争取的是法治”。凤凰卫视某主持人说，“既然一个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那就是干脆把‘支联会’多年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化作行动，真正干起支援内地民运的革命大业”。他把“占中”视为公民抗命、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庆幸于“占中”“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有人说，大陆提出的普选方案就是“大陆实行了数十年的‘民主集中制’，香港人连夜上街‘抗命’抗的就是这个‘民主集中制’”。有人还对“爱国爱港”的要求嗤之以鼻，说“人大提出此要求合否基本法，要存疑。爱国爱港标准何在，谁界定?大难!”
实际上，少数人不顾多数港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推动“占中”的重要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金沙娱场城app7979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给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对派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因此，港内外一些势力妄图“绑架”大多数港人，采取“占中”这种极端对抗的方式，不惜破坏香港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欲使中央政府屈服，实现其把香港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的真实目的。
可见，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香港“占中”运动，其本质是西方在中国发动的一场“颜色革命”，它具备了“颜色革命”的一切要素，如敌对势力精心组织策划、所设议题和口号蛊惑性强、西方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和骨干培训、媒体煽风点火聒噪等。难怪自香港“占中”爆发以来，西方不少媒体就将其称作“颜色革命”的香港版，并用“雨伞革命”来命名。比如，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就有“雨伞革命”的标题，英国《金融时报》以“雨伞革命让人质疑一国两制”进行报道，《华尔街日报》以“香港民主觉醒”为题进行报道，等等。
然而，国内一些人绝口不提“占中”策划者、组织者以“争取真普选”为借口，实要夺取香港治权、建立亲西方香港政权的目的，也无视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香港为基地预演“颜色革命”，再通过共振效果将“颜色革命”推向大陆的野心，却公然为“颜色革命”正名，为“占中”背书。国内一位很有名气的教授说，把“占中”说成是“颜色革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颜色革命有合理性，不然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承认那些政权变更的国家?”“有压迫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说那个东西全部都是外国势力搞的，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他断言：“中国不存在颜色革命问题，腐败才是问题，‘带枪的腐败’最吓人。”他还说，如果有“颜色革命”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内部腐败造成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
显然，这样的观点和言论是极端错误的。我们所说的“颜色革命”，指的是西方一些国家在目标国以所谓“和平和非暴力”的“街头政治”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颜色革命”就是要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上述为“颜色革命”正名的观点，却混淆概念，掩盖“颜色革命”的实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它错在“把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与‘颜色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把西方颠覆别国政权与中国革命混为一谈，把反腐败与反对‘颜色革命’对立起来”。这里，最大的危险是国内一些人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认识不清、丧失警惕，否认中国存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