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归根结底是苏联人的事，中国人不必越俎代谋。我们关心并研究它，主要是为吸取教训，解决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要解决“怎么办”，当然先要搞懂“怎么看”，这就需要研究。前些时，笔者已就如何看待“苏联解体”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现再就“苏共变质”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苏联“直接”毁于其执政党——苏共的变质和危机
“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这是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提出的看法。无独有偶，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我不把自己摈除于这个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机会参与下葬（注：他在苏联解体前因心脏病住院了）”。不仅如此，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苏联“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这就等于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他错误的改革（将“改革”变成“改向”），今天苏联还依然存在。此外许多人认为，叶利钦对苏联解体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
以上说法和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决不是说苏联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等几个人搞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但事件深层的根源还应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正如恩格斯说到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所说的：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苏联崩溃时“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是怎样的？这必然要涉及体制和制度上的长期僵化，经济上民众长期过紧日子，政治上缺乏人民要求的民主自由，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动摇已发展到崩溃，再加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力量对比态势都在加速着苏联解体和崩溃的步伐。在这诸多的因素中，最直接、最关键、最要命的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自身的变质和危机。
为什么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 93年光荣历史、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可以任凭总书记个人一句话，说自动解散就解散了呢？按博尔金的说法，“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当时苏共的危机已很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党的思想和路线混乱不堪，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在接受并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之后，苏共实际上已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作用。从此，党已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已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了。
二是党内特权腐败积重难返，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丧失威信，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剧变期间，学者搞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
三是党的组织涣散、派系林立，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已丧失。党内联邦化、派系化加速着苏共的瓦解。在全会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承认多党制之后，党实际已丧失了政权，并遭到民众唾弃。加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后，党内一方面是派系林立，正确思想占据不了优势；另一方面是个人独断专行更加厉害。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公然承认：“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据雷日科夫回忆：“党的二十八大以后，我感觉不到政治局的存在”，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戈氏个人决定。足见苏共党内民主早已被戈尔巴乔夫破坏殆尽。
这样的党不仅无法领导群众前进，甚至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正如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中讲到苏共中央全会的印象时所描述的：“在全会会议大厅中坐着的是过去伟大时代的一些影子，他们是否感到党和国家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我想，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了。但是，在现任总书记领导下，他们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了，很多人在等待他们时代的结束”。当时苏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权力丧失、民众唾弃，上下无可奈何地看着，直到戈尔巴乔夫下令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停止各级党组织的活动。至此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仍毫无反应、已完全麻木瘫痪了。足见苏共的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总之，苏共作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好比是人的大脑，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它已自顾不暇完全瘫痪了，靠它支撑的这个国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果然，苏共消亡没过4个月，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就黯然落地了。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辞去苏共“总书记”之后仍以“苏联总统”身份奔走呼号想挽救“联盟”免于散伙，然而丧失“苏共”作依托的“苏联总统”简直分文不值，他被人骗得当猴耍，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被毫无尊严地扫地出门，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戈氏回忆录写到此情此景是很伤感的。
苏共的蜕变是个长期而复杂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论者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这种笼统地将赫鲁晓夫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一锅煮”的简单含糊的说法，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苏共的蜕变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的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蜕变了，这种说法是否合适？二是苏共的问题是否仅仅只是“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是“右”的问题，而根本就不存在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问题？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利于全面正确地从中汲取历史教训的。
应当说，苏共的蜕变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而言，苏共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苏联解体。同时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才开始的，从历史根源上讲，有些问题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去的。
首先，苏共党内缺乏民主，盛行封建专制个人专断，领袖权力至上，并长期实行领袖终身制，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斯大林，是从他开始并遗留到苏共寿终正寝为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和“大清洗”，不仅确立和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而且在党内形成了对他的个人迷信，并逐渐建立和形成了这一制度。据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的记载，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当时联共（布）党中央的 139名委员中，有89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党的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据苏联官方提供的数字，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有314万多人，按反革命等罪被判刑的共有134万多人，其中被枪毙的68万多人，其中属于政治迫害的至少有250万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在1980年强调要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此强调“中国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说：“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高度，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应当说，与列宁时期不同，联共（布）在斯大林时期性质实际已发生变化了。
其次，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看，苏共长期存在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斯大林 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渡中断，1952年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更在 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内超过美国，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鲁晓夫的估计，但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此外，斯大林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后来又扭曲僵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几任苏共领导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可以说斯大林留下来的这一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体制上思想僵化仍显而易见。1986年苏联通过的《个体劳动法》，允许手工业、服务业从事个体经营，但仍强调“不许经商、雇工、搞非劳动收入”。甚至还规定农民在市场上贩卖的农产品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凡不是自己生产的即可被认为犯有“投机倒把”罪。直到1988年苏联理论界还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实质并不是商品生产”，并批判“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右的“资产阶级理论”。苏联人民长期过紧日子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教条主义太盛、思想太僵化、没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和教训很多，但总体看主要问题还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长期以来苏共在国内建设上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与其说苏共是早就从整体上“蜕化变修”了，不如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还不能说从“整体上”完全变质了。
苏共的“整体质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后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看在其开始的头三年里，还没有脱离“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范围。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仍指出，苏共是政治先锋队，党的各级委员会是“政治领导机关”，并明确提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依然是党的基本方针”。在谈到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戈仍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他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而视之。但是，不带偏见地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是有好处的”。
然而两年之后，即1988年6月底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次会议决定将“改革的主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特别是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把“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严格分开”，从此，党的地位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过去的“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这个极端，走到了“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另一个极端。特别是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承认多党制，并同意修改宪法第 6条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之后，苏共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成了一般群众性组织，整个局势就急转直下了。
如果说1989年是“东欧年”，这一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崩溃，那么1990年是苏联改革加速“转向”和苏共加速“质变”的一年。1990年1月苏共党内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民主纲领派”，他们主张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2月4日莫斯科发生20万人大游行，要求将多党制写进宪法，取消宪法第 6条金沙娱场城app7979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次日开始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党内党外双重压力逼迫下，会议很快就全盘接受了民主派游行中所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紧随这次全会之后，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立即通过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决议，从而把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不再从属于任何政党，于是苏共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了。
尽人皆知，苏联虽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俄罗斯是其主体。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主权宣言”，同时俄罗斯共产党也宣布成立，这实际上等于带头“独立”出来，将“苏共”和“苏联”架空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同时俄罗斯联邦政府又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的“500天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所标榜的“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就荡然无存了。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与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两个主人”。后来叶利钦进一步“向苏共开刀”，于 7月签署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这意味着苏共继法律上丧失了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之后，又进一步丧失了在国家机关中的“活动权”。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但这是无济于事的。
1991年8月19日，苏共党内试图维护苏联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一批政治骨干发动了“8·19”事件。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 8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取代戈尔巴乔夫使国家摆脱危机，但这一被称之为“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尝试”，只存在了 3天就失败了。
“8·19”事件失败后的一周之内，叶利钦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并没收其财产归国家所有。戈尔巴乔夫在8月24日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27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停止苏共在全联盟的活动。作为执政党，成就和威信是要靠一天一天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的，但若要垮起来，一周甚至一天就够了。快得很呀！教训极其深刻。
“九评”也要接受实践检验赫鲁晓夫不同于戈尔巴乔夫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地站在时代高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和过去的结论。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我们党发表的“九评”，尽管非常具有权威性，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但是它毕竟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因此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年的结论和看法是否站得住，一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二是要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搬过来作为今天的“认识标准”。否则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回头看”的方式对“大论战”和“九评”进行了总结反思，提出了明确的新认识和基本看法。邓小平认为，“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反对得对了的”；在后一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这就是说，邓小平只肯定了我们反对苏共“老子党”和“指挥棒”的正确性，而对意识形态争论，其态度是基本否定的。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用“回头看”的方式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参与“大论战”的经验教训。他 1983年在会见澳共马列领导人希尔时，曾深刻指出：“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9年5月邓小平就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时，又明确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且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就等于说，当年的意识形态斗争，论性质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此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早在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就提出：“过去我们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
后来，我们党通过全面的总结反思，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都作出了重大调整。在党际关系上，我们党不再将许多共产党视作“修正主义党”，并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直至与苏共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表明，我们党从思想认识到政策实践都已否定和纠正了“九评”那种“反修”的立场和观点，与时俱进地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重新看待和对待过去的事情了。
然而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至今仍有论者实际上还是从“九评”的“反修”立场出发去思考和看待问题。1991年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后，国内就有人说这“被‘九评’言中了”。其实“九评”站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修正主义”，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年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经理“控制”企业，企业间可以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存在，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开放。照“九评”的路线和观点去做，苏联解体的悲剧不仅不可能避免，而且还会否定我们党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从总体上是不能肯定“九评”的。因此应当说“苏联红旗落地”是真，但说它是“被‘九评’言中了”则不实。
今天如何看待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不应以“九评”的立场和观点为标准，而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情况很复杂，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而言之，赫鲁晓夫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极右”，继续沿用“九评”的立场和观点，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