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8月26日
地点：南充校区
人物：李荣韩
访谈人：张宝玲
文字整理：杨暾（研究生助理）
文稿撰写：张宝玲 杨玉凤
文稿审核：姚明淑
怀揣寻宝梦 农村娃跨进大学门
记者：李老师您好！您曾说少年时就已下定决心，立志长大后要为祖国“寻宝”，要开采石油，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和成长故事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李：大概在50年代中期的某天，十几岁的我看着一帮抬着机子、扛着“花杆”（水准尺——编者注）的人来到我家后山。不久，就响起了机器的轰隆声，好像在往地下钻什么东西似的。几天以后，机器轰鸣声停了，接着又响起了炮声。当地的村民都很纳闷，不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有些说在寻宝，有些说在找“金鸭儿”。
后来，大家渐渐地了解到那些人是勘探石油的地质队。当时就想，我是农村娃，能爬坡上坎，还干不了这个？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勤奋学习，长大后为祖国“寻宝”。虽然有梦想，但那个队伍从何而来，如何才能成为其中一员，我仍然是非常迷茫的。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对乡下、城里的孩子都一视同仁。来自城里的老师，因为我爱劳动，教室卫生打扫得好，多次在全班夸我。我的作文写得好，老师就在全班讲评。1953年，我小学毕业，与同村同学兴致勃勃地步行30余公里去县城考初中。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多，就有同伴失去信心，离队弃考。我心怀寻宝梦，耐心等待着，一手端砚盘，一手拿毛笔，等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报上了名，随即一考即中。1956年，我初中毕业，顺利考上高中。
记者：您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进入四川石油学院呢？请您讲一讲报考和入学的一些具体情况。
李：1959年，我从安岳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高考。在填报志愿时，了解到四川石油学院，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知道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报了四川石油学院地质钻采专业。接下来几天总是忐忑不安，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寒门子弟，与城里人差距大，担心被大学里的人瞧不起。加之妈妈以前说过，我六岁才开始说话，个子瘦弱矮小，那些搞石油的人都是身高马大的壮汉，我这种体能和人家比差之甚远。
录取阶段我度日如年，盼呀盼呀，一直盼到八月底的一天下午，一位身穿草绿色衣服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飞奔到李家坪桥，给我送来特大喜讯，他说：“你被四川石油学院录取了！这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随即他把录取通知书递给我。当时我还在田里打谷子，听到这一喜讯，我连腿上的泥都来不及冲洗，爬上田坎接过录取通知书。晚上，我们全家都彻夜难眠，非常激动。母亲和大哥都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出大学生了，这个世道真是好呀！”第二天，我考上大学的喜讯传遍全村。乡亲们都由衷地说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让乡下人、穷孩子也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这是破天荒的事”。带着这份激动的心情，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到了大学我要加倍努力学习。
考上大学让全家人脸上有了光，但又把全家人忙坏了。听人说大学在大城市，是高等学府、洋学堂，大家就开始为我上学张罗起来。穷人有穷办法，穿不起洋布，穿土布，穿不起皮鞋，穿布鞋。妈妈赶着织布，织出来以后，又忙着去染房染，取回来在桐油灯下一针一针为我缝制新衣服。这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嫂子给我纳鞋底、粘鞋面，青颜色的，她说，“弟弟要上大学、出远门，鞋子要做得最漂亮、最结实。”大哥为我筹措学费路费，四处求助亲朋好友。隔房堂姐则把她红色的嫁妆木箱送给我做行李箱。
1959年8月26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一大清早，天边还是鱼肚白，我便踏上了去往南充的求学之路。身着母亲给我缝制的黑短裤、蓝色土布褂，脚穿着“粗棒棒”草鞋，肩上担着一头是铺盖卷儿、一头是小木箱子的挑子。第一天从老家走到了安岳县城，第二天从县城走到了遂宁，第三天从遂宁走到蓬溪，这时我已感到筋疲力尽，但想到每前进一步就是向大学校门靠拢一步，便又重新鼓足劲头，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前行。同时，我向过路的汽车司机招手，希望师傅同情我搭一个便车。过了蓬溪后，终于有一个好心的师傅让我搭了车，我蹲在车厢里一路颠簸到了南充，刚好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五年寒窗苦读 学院就是我“第二个家”
记者：进入石油学院以后，您是如何脚踏实地学习，不断提升自我本领的呢？您在大学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
李：为了迎接新生，当时还在南充金鱼岭（借军分区营房）的学院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58级的学姐赵碧荣在学校迎新处接待了我，迎新大会在军分区大礼堂召开，盛况空前。
学院各个方面的贴心之举都令我感动，那些顾虑和担忧也一扫而光，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我们地59级的同学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相处融洽，班上的同学非常欣赏我的质朴、憨厚、爱劳动，一致拥护我当班长。党组织负责人也经常指导我，找我谈话，定期提供思想上的帮助。最终，经过组织的培养考察，1960年8月1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生活上，更是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来自贫困家庭，一进大学，学校就给了我甲等助学金。到了冬天，学校又给我发新棉衣解决过冬问题。考虑到日常生活的零花，每月还发两元钱的肥皂、牙膏、牙刷费。到校不久，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正处于经费极为困难的时期，中央首长带头节衣缩食，全国人民口粮定量，我们老师定量每月19斤，很多老师带着水肿病给我们上课，但党和国家为了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给每个学生每月的口粮定量保证34斤。
记者：尽管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经费也比较紧张，但学校为了保证学生培养质量，仍然倾尽全力地搞好教育教学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李：尽管当时国家比较贫穷，人民生活也较为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不垮、干劲不减。学校的教学活动井井有条，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毫不马虎，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各项文体活动生机勃勃。为了培养开发采油的学生，保证教学理论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也特别重视学生的实习教学。
1960年，杨文杰、丁怀芳两位老师带我们去北碚代家沟基地实习，老师同学们都自带铺盖卷前往。因为实习计划、实习大纲都是严要求、高标准的，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实习任务，让学生学到真正的东西，两位老师不辞辛劳、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指导我们开展实习。
实习过程中，每人都带着必备的实习工具：罗盘、榔头和一个地质包，地质包中自备地质笔记本和午餐，一个馒头和一壶开水。无论吃的、穿的还是身上带的，老师和学生全都一样。我们一起沿着既定的地质剖面爬坡上坎、翻山越岭，根据地质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分为若干看点，每到一个看点，老师都会耐心地讲解岩石名称、种类、特点、形成的原因及年代。此外，老师要求我们对岩石的岩性进行描述记录，必要时就用榔头按照规格采下岩石标本，装进自己的地质包中，同时，还安排我们观察岩层构造、油气储存的条件等。
一天的实习从天蒙蒙亮开始，到黄昏时分结束。走回实习驻地时，常常已经天黑，无论思想学习还是业务学习，同学们都感觉收获颇丰。为了把实习任务完成好，老师们一边要认真教好业务知识，一边还要注重每个学生的思想引导和素质提高。去野外实习时，他们也会特别关心每个学生的安全。
我们当时到玉门油田生产实习，在大庆油田进行毕业实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飞沙走石的茫茫戈壁滩，一望无垠的北大荒。我们实地感受并切身体会了石油工人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头顶青天、脚踏荒原，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了接受锻炼，我们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工人同志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高粱米，穿的是油衣服，我们便跟他们一起，那段经历真是既苦也甜。
记者：您说“寒窗五年，难忘的五年，专业知识学习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遇到了感人至深的人生导师，他们影响了我的一生。”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李：寒窗五年，也是最难忘的五年。我认为专业知识学习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遇到了感人至深的人生导师。他们没有过多言语，也没有高谈阔论，而是以自身的人品、师德、精神风貌来示范、引领，让我们耳濡目染地受到引导和熏陶。
马载院长和学校领导们，大多都是老红军、老八路以及经过若干革命战争长期考验的老同志。他们带着国家仇、民族恨，从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下来，战绩累累，功勋卓著。他们许多人的身上还有敌人罪恶的弹片，以及留下的伤病疼痛。原本要享清福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依旧任劳任怨地干在前，苦在前，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充分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大无畏的精神，不摆架子，不以功臣自居。
哪怕工作再艰苦，他们都能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坚持党性，光明磊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他们对党的工作，从不推诿拖拉，既果敢坚毅，又雷厉风行；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干净做人；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实实在在关心群众。
寒窗五年，学院就是我“第二个家”。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马载院长带领大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心想着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面对领导的胆识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满怀着无限的思念和敬意。虽然他们当中已有人离世，但他们的爱国魂、民族魂永远在我们心中代代相传，绵延千秋。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最好的导师，亦是人生的领路人。
边学习边建校 每寸泥土都浸透着奋斗的芬芳
记者：学校“先招生后建校”，您亲历了那段建校的苦乐岁月，有哪些难忘的情景请与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年轻一代更加深入地了解西南石大开创者们呕心沥血的奋斗故事。
李：1958年，学校首批职工到达了南充飞机坝。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刚来就放下背包，开始拔草、修路、掏井、清理营房。领导同事之间不分你我，齐心协力，很快就安顿了下来。为了尽快开展教学，准备好教室，大家便把士兵住的房间隔墙打通，没有黑板和课桌，学生垫着自己的背包作笔记。后来，为解决黑板木料问题，学院写报告向南充地委申请，地委批了三方木料（10根树）的指标，砍伐地点是西充县仁和镇清思乡，学院便派出张国昌、余银州两位同志前往办理。然后，同志们靠人拉、手推，费尽辛劳，将木料运送下山，再组织力量运回学院，接着木工师傅加班加点，赶做黑板，恰逢十月一日，学院正式开课。
我报到后，在简陋的医务室里，田素君医生给我们进行了内科体检。一排排营房，白石灰粉刷的墙壁，平整的炭渣路面，我的心里平静又踏实。兼有礼堂及会场功能的饭堂是由楠竹蓬架结构搭建，生活用水依靠南墙外的一口老井，大家平时用木棒杠杆从井里提水至墙内一个五米高的大缸。学校经常用300匹马力的柴油机发电，保证基本教学和学生的两节晚自习，晚上通常十点开始停电，停电后学生们点油灯继续学习。
为了尽快结束借房办学，马载加紧落实四川省高教（58）674号、南充市人民委员会（58）民地字第110号文批准的在嘉陵人民公社舞风分社金星和一新两个大队土地上，即“燕儿窝”建校的各项工作。为选定校址，马载一行多次跑成都、绵阳等地。当时距离南充不远的东观、龙女寺油井相继喷油，有人建议选址定为南充莲花池，马载却认为此地不妥。他认为选址应包含几大要素：一是离油田近，便于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是保护农民耕地，不占良田熟土；三是离城一段距离，有利于学生静心读书，教师潜心学术。于是，大家来到南充燕儿窝周家坡一看，一致认为这是个好地方，便定下了建校地址。坡下不远处就是源远流长、清波涟漪的嘉陵江，过江不到五公里就是东观油田，这样师生在课余步行就可以去油田。
1958年12月21日，全院师生员工700余人拿锄、扛锹、挑担，在三周内完成了从五里店至燕儿窝建设工地的长700余米、宽8米的毛坯公路。与此同时，新校在燕儿窝破土开建。当时处于“大跃进”年代，学校非常要求进度，但考虑到“教育乃百年大计”，所以每走一步都尊重科学，一步一个脚印，不敢有任何草率。
学院的建设规划经过四川省基建测量队测量定下来，其中坐落在燕儿窝万年坡的地质教学楼被设计成S型来确保抗震减灾。为了保质量、保工期，学院邀请了省内最有资质、最有名望的省一建和三建承建地质教学楼及师生宿舍楼。当时，四川省委高度关注学院的建设，来自成都军区的数十辆军车浩浩荡荡地运建材直达燕儿窝。最初的砖料来自南充市河东，四川省监狱劳改犯人开办的砖窑，他们把砖料运到嘉陵江放在中渡口中转站，然后学校组织力量，不分昼夜，把砖料再运到燕儿窝工地。此外，南高勤工俭学的学生，也会把舞凤山监狱犯人烧制的砖料运到燕儿窝。修建时水泥指标由四川省高教局划拨，其中江油水泥厂60吨，重庆南岸水泥厂100吨，当几个工地开工后，很快出现了建材短缺以及若干土建工作的问题。
记者：建校劳动中，师生们烧砖、伐木、背水泥……不久，新校园便渐渐屹立在了嘉陵江畔。您是当年的参加者和见证人，请您讲一讲其中的感人故事。
李：全院师生将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校园基建劳动，其中炼制系学生参加建砖窑烧砖，机械系学生参加踩泥做砖，地质钻采系学生除参加改木料外还参加修路。记得当时规划的男生宿舍是在一个不小的黄泥夹卵石的土坡，是通往地质教学楼的必经之处，因此必须急修一条公路便于出行。为此，我们系刘鑑老师组织上百人抢修这条路，师生员工用挑、拉、空中滑车滑运的方法，用泥土填修这条公路，虽然整个过程又累又脏，但大家来去如梭，夯声四起，欢歌笑语，完全忘记了这份辛苦。很多年轻教师和来校工作的职工，一放下背包就直接加入到建设队伍中来。
初到燕儿窝，既无水又无电。为了保证全院教学和施工及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买了柴油机，将发电能力由原来的300马力增加到700马力；在地质楼后建了一个10米高的水塔，由常在乾、赵玉华两位同志带领工人们铺水管、拉电线，下到嘉陵江一只木船上，安装水泵电机抽水，满足全院用水。
当时，学校派出几十个人去重庆南岸水泥厂背水泥，由罗仲和谷长富带队，杨友明为跟队医生。然而，水泥厂供不应求，需要用户日夜排队，我们的同志到那后三餐都是水泡饭，食不饱腹，晚上就住在厂家搭建的久弃不用的库房。为了解决建筑木料问题，学校派李元发等同志去苍溪林场伐木，驻守林场，将砍伐的木料扎筏，靠嘉陵江水运而下，由地质楼后下铺的轻轨上的卷扬机将木料卷扬而上。后来，建材仍然十分紧缺，建教工1、2、3宿舍时，只能研磨炭渣灰和石灰加水胶制作砖料。见此情况，马载同志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带领上百人到嘉陵江边扛芦苇以解决燃眉之急。
那个年代，最大困难是吃不饱饭，师生员工患上了水肿。当时就想哪里有山肴野菜撑撑肚子也好呀。为了大家吃上饱饭，党委想尽了办法，在院内种菜、养猪；去苍溪办农场种玉米，承接镇上加工米厂，筛下细糠，给师生员工做糠麸糕，水肿病人才能享受到这一佳品；去华蓥山拔树根、挖土茯苓，动员员工自做小球藻；去清泉寺湾捡拾农民地里的红苕叶子，作为大家不可多得的营养品。可以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极为困难，但这并未阻碍老师认真教学，学生认真读书和校园建设的进度。在一年多时间里，全院一心，苦干实干，不久就建成了基本能够满足教学、师生员工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教学楼及宿舍楼。
1960年6月25日，全院师生员工喜气洋洋地从金鱼岭人拉肩扛搬至燕儿窝。在这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投入数万个劳动日建成了一个温馨的“家”，每寸泥土都有我们的脚印，渗透着无数师生员工的汗水和心血。尽管我们进驻的地质教学楼四壁还是青砖裸露，芦苇隔墙稀泥未干，地面还未来得及打“三合土”，实验室还未来得及安装下水管，但我们想到的不是困难或者条件如何，而是一心一意地把书读好，学习本领，尽快完成学业，奔赴祖国边疆，去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力量。
那个时期，生活的确艰苦，但我们不抱怨，不退缩，深刻意识到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不是来享锦衣玉食的，而是来求知、干事业的；我们不等待、不依靠，全凭一颗赤子之心，一腔报国之情，用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校园生活。我们没有双休日，也没有奖金，饿着肚子，患着水肿，没日没夜地坚持工作，保证了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这一切反映出我们师生员工在战胜困难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牺牲自我的宝贵精神。这份忘我奋斗的精神渗入了西南石大人的血液里，正因为在燕儿窝有涵濡浸渍这般优秀的精神底蕴，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踏实肯干的西南石大人。
“传帮带”促成长 苦练内功站稳三尺讲台
记者：您毕业以后留校任教，还获得了不少教育教学的工作荣誉。您说“我有勇气、有胆量站上讲台，并且能站稳讲台，得益于我的导师和同行情深意厚的鼓励和帮助。”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李：我1964年留校。农村娃当上了人民教师，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为了磨炼我的意志，锻炼我的能力，学校派我去农村参加“四清”，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担任学生的政治辅导员，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
带领学生到川中矿区实习
1972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文革期间，我被打入“5·16”分子——“井冈山”派“幕后策划者”，直到调来张九山同志任党委书记，我才得以摆脱莫须有的罪名。不久学校派我去辅导工农兵大学生雷成诗、钱玉兵、李纯兰等人的功课，后来开发系渗流力学教研室林平一、葛家理老师看中了我，让我参与油田开发渗流力学学科建设。一方面准备给学生主讲渗流力学课，另一方面负责渗流力学实验室的工作。为了讲好渗流力学，林老师指导我按照大纲书写讲稿，拿给他检查修改，并要求我把讲课的内容全部记在心里，包括公式、图表，并突出重点，引言讲什么，结尾讲什么，都要清清楚楚。同时要严格板书公式推演，擦去过程，留下结果，这个结果放于黑板何处，分析与结论，这些程序都不能混乱颠倒；讲课要根据学生知识结构或学过的概念衔接开场，然后写出大标题、小标题，切忌照本宣科；面对学生，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要讲出感情，观察学生，掌控课堂节奏。讲课效果从学生的面容表情就可观察得到，师生情绪高涨，带来愉快就是成功的课堂，若只是讲稿写得好，不等于讲得好。
准备试讲时，林老师说：“两天后下午两点三十分在地质楼3-301教室试讲，试讲内容是‘单相液体平面径向渗流’，你把我一个人当作坐有90名学生的课堂来讲课。”两天后，他果然准时来听我试讲，并不时做笔记，还没到十分钟叫我停讲，并提出这里所讲的一口井平面径向渗流，流体是不可压缩的，岩石也是不可以压缩的，渗透、孔隙度、黏度、岩石厚度是不变的，流体运动是稳定的，这些都需要交代清楚。两天后再次试讲，不到十分钟，老师说我推理过程概念不够清晰，让我下来继续准备、思考，理解其深刻含义。第三次试讲，林老师亲自上台讲课，板书示范。第四次试讲，林老师又一次上台示范。第五次试讲，他认为我讲得可以了，便邀请了教研室另外两位老师，他们都觉得可以给学生讲了，才让我正式上讲台。
我记得，第一次是给地76级学生讲课。第一堂课，系里来了两位老师听我讲课，了解学生听课情况和学生满意度。后来又给开发系藏84专业讲课，在试讲时，每讲一次我都汗流浃背，湿透内衣。一年后，我对教材内容已经滚瓜烂熟，才逐渐轻松了一些。
每次讲课，我都深受触动。作为人民教师，给学生传了什么道、授了什么业、解了什么惑？责任何等重大！十多年的讲课生涯，我有很多的经验和收获，也有不少的总结和反思，现在回想起来，“严师出高徒”这个话一点不假。正因为林老师一次次地跟我“过不去”，才有后来的“过得去”，才有我所收获的每一分赞誉和肯定。何谓恩师？恩师就是全心全意帮扶、指教、引路之人，我从心底里感激林平一老师的严格要求。
与此同时，实验室任务也十分紧张忙碌，除了教学实验，还有研究生的毕业设计等。为了做一个实验，连续几天几夜都不能回家，吃睡都在实验室，这也是常有的事。记得在中原油田开发的渗透率实验中，我们既搞实验，又当采购，还要关注加工仪器的零配件，通力协作才保证了学校引进的岩心分析仪正常运转起来。最终我们在国内第一次做出了油气两相地下条件的相对渗透率实验，确保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
尽管年年都是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我却从不曾因为忙碌而有丝毫怠惰。平时，我会严格把关学生的专业学习，还会时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哪怕学生毕业离校后，也会继续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况，鼓励他们为社会多做贡献。记得有一名82级学生，在我精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毕业设计，学生很努力也很优秀，后来分配到中原油田工作，却一度认为自己前途渺茫，情绪非常低落，于是给我来信谈及自己的苦闷。得知情况后，我立即给他回信，帮他分析问题、查找原因，让他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这名学生转变了思想观念，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不小的成就。
新岗位新使命 倾尽全力搞好校园建设
记者：您的教学工作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学院党委将您调到总务处工作，您是怎样看待后勤工作的？
李：1987年，我调到学校总务处，搞后勤工作。当时学校处于“全院一心，锐意改革，发挥优势，力争一流”的时期，也是全国高校后勤提出“三服务”（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两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时候。学校党委领导和师生员工们一致认为：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老师应不拘小节，人人可做楷模。我认为后勤同样重要，课堂教学是主战场，这个主战场一点也离不开后勤。
当时的后勤保障存在不少问题，如第二教学楼外石梯路滑，绊倒了方少仙教授；教工八号宿舍楼，石梯无栏杆，任书泉教授跌跤；幼儿园保教人员服务态度差，没把娃娃教好，年轻教师反映强烈等等。更不用说住房分配、水电供应、治安秩序这些问题了。如果教书育人的老师心情不好，甚至满腹怨气，他们还有心情来教好学生么？于是学校花重金改善后勤条件。1982年，花费80万从南充市铺设自来水管到金沙娱场城app7979，从此师生员工们喝上了健康饮用水；又花重金提供三大电源：南充市电源、城郊变电所电源、荆溪变电所电源。后来学校又从天然气配气站铺设专线向我院提供稳定的天然气，从此结束了我们烧煤、烧液化罐的历史。
记者：在总务处工作中，您查处问题时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怒斥请客送礼之人，何来那么强硬的底气呢？
李：在后勤工作中，我们查处问题时毫不手软也毫不留情。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近水楼台，损公肥私，是绝不可以的。对于那些犯了错的人，责令他们书面检讨，认识错误并改正后，仍然是好同志，既往不咎。在工作中时刻保持原则分明。有次一个包工头以谈公事为名将红包扔在我办公室，被我骂了个狗血淋头；牛奶场余某送毛毯，我将他拒之门外，我说，你少来那一套，你认错了人。那时有人急于想分得住房，将装有人民币的信封偷偷给我，我说分房是打分排队公榜，你赶快收起来，不然我会上报党委……此外，我的亲戚想到学院做零工，我都一概拒绝，我说，等我离开总务处以后再来吧。
我们的办公环境从不摆阔，一个小屋有三个人，大家很少会在办公室，多数时间都在现场和工人同志们在一起。凡是关系到全局之事，我们都会在现场埋头苦干，比如停水抢修管道，即使战通宵，也不会将问题留到第二天；关心民众不仅停留于口头，而是真真切切，落在实处。当校医院厕所不通，便双腿下跪伸手掏落物；逢年过节，都和工人在现场清理垃圾道，让群众过个舒心热闹的年。幼儿园搬迁时，由我带头，大家一起人拉、肩扛、背抬，用尽全力抢速度，力保学校顺利开学。
排队分房时，我几次让房。因为我管分房，这个问题又非常敏感。当时住房十分紧张，我让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让给教学一线的老师、教学骨干人才。此外，我还让出了2‰的奖励工资，让给一线的教学骨干。在学校，我们是后勤职工，无论贡献多大怎能和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比？这个奖励工资是党委的关爱，我深表感激，但我不能要，我自知管着吃喝拉撒睡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也说不上多大贡献。但我明白，如果食堂一顿饭菜出问题，年轻教师的住房不解决，孩子上不好幼儿园，还叫人家安心上课，又怎能实现呢？
后勤工作是实在的、具体的，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食堂的饭菜就能体现出人的品德、精神，这与市场商家馆子以赚钱为目的的功能大相径庭，我们是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人才，商家是个人发财致富。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点不能含糊，可见学校后勤工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后勤队伍。
为人师表，不只是讲书本的要求，也是对后勤各个岗位职工的要求。为了改善后勤队伍，我们写报告，找党委特批，引进了重庆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席建忠。除此之外，还搞职业培训技能竞赛，定期开展学习教育，包括激励职工，晋升职称、学期工作总结、表扬先进、帮扶后进等等。在后勤管理中，我们会严格管控，严格考核，严格监督。当时车队有五十多台车，根据学院工作需要由队长派车，再依据车队调度计算公里数。我们全年收入都会上交院财务，不得扣留，尽管总务处有财务，但依旧要接受院财务指导检查。
当时学校教代会负责制定分房政策，由他们确定基础分、职称分，以及院长机动房的提留等。分房具体事务由总务处房管科办理，他们负责算分，排队，张榜等。当时基础部某老师提前住进去了，总支书记也为他说情，但都遭到了党委书记张永一的严厉批评，只得乖乖搬出。永一书记强调全院师生员工不得有任何特殊，都必须遵规守纪，严格执行分房政策。
我深感自己能力有限，但总务工作还算平安顺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党委书记张永一做“后盾”。凡是难度大的事，都能得到书记强有力的支持，这才使我敢做敢为，较好地完成了组织给予我的任务。永一书记刚正不阿、严气正性对于我院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他不仅是我的好老师、好领导，更是我一生尊敬佩服的人。
一草一木关乎情 为建设美丽石大奉献光和热
记者：80年代，学校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一流”的雄心壮志激励着全校师生，校园环境也大为改善。您调到总务处工作两年之后学校被南充市政府授予了“园林式单位”。请您回顾下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李：改革开放后，西南石油学院在石油部领导下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走。为了扩大招生，改善师生员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一幢幢教学楼、实验楼、师生员工宿舍拔地而起。新房子虽然建成，脚手架和搅拌机也相继拉走，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完成，楼与楼之间仍有乱石砖块和建筑垃圾，到处坑洼不平、杂乱无章。
学校领导和数千师生员工们热切希望有一个绿树成荫，随处可见春兰秋菊的美丽校园。大家认识到，大学是社会精神的高地，是育人的摇篮，校园环境对我们的发展何等重要。校领导也为这事发愁，然而朱碧纯同志的到来，成为了改变的契机。她毕业于四川林学院，后面调到机械系当教师，担任测量和高等数学课。她看到学院楼前楼后、楼幢之间的开阔地带像样的树无一株，绿色草坪无一块，地面无序，乱七八槽，心里感到很难过。随后，她毛遂自荐到总务处，并介绍道：“我是学园林的，我愿意搞园林绿化，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学院的园林事业。”
从此，朱碧纯同志全身心投入建设学院园林的“艰辛之路”。学校党委也极为重视这项工作，为了尽快打造教学楼区及完成配套绿化，迅速成立了绿化科，组织了一批专业队伍，因地制宜，科学设计，精心施工，以势造型，变废为宝。经过一番艰辛劳动，将这块不太受看的地面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以天鹅湖、假山绿岛、花架为主体，配以大小圆形花坛和高大的园型蘑菇亭，周边道路旁香樟林立，丹桂飘香，花架上缠绕繁茂的红色鲜艳的三角梅，中间以龙爪槐、塔松点缀。但凡过路人见此丽景，无不赞美，这种简而不凡的安排是何等独出心裁。
当时学校要求，校园建到哪儿，绿化就跟到哪儿。尽管将资金省了又省，少了又少，但绿化队同志们顾全大局，为确保建房主体，想出各种办法开土坡、用地角、办苗圃。只要勤跑两条腿，甜蜜一张嘴，就能寻来枝条、小树苗，那段时间朱老师成了南充园林管理处的常客。为了确保种苗的成活率，她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衣袖一挽，草帽一戴，下地劳作，苦活、脏活带头干，把自己是知识分子、工程师等诸多称呼通通抛在了脑后。可以说，院内的一草一木有什么情况，都会牵动朱碧纯与绿化队以及后勤同志们的心。
在学校党委领导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变成了一座历史文化浓郁的花园式校园。1989年南充市政府授予学校“园林式单位”，这枚金光闪闪的奖牌如今仍悬挂在南充校区大门口，是学校“争一流”岁月的最美好见证之一。
【人物简历】
李荣韩，男，中共党员，副教授，1939年12月出生，四川安岳人。1959年考入四川石油学院地质专业，196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辅导员、教师，从教二十余年，撰写发表了数十篇论文。1987年，调到学校总务处工作，先后担任总务处处长、总务处党总支书记。多次获得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和“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退休后，担任金沙娱场城app7979南充校区大学生德育督导员，继续从事育人工作。2007年被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